那個時候布魯克林橋下的河邊很好，一片無利可圖的荒蕪，石板路的間隙內長了雜草，走在路上連講話都有回音。

「飢餓三月」就像是都會傳說，你永遠不知道他們下一次會出現在哪裡，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絕對屬於街頭，比起卡內基廳或林肯中心會堂，在地下鐵車廂或是同志婚禮上見到他們的機會還大得多。

終於見到「飢餓三月」，是2003年在還沒有完全開發的布魯克林DUMBO區，一場開在廢棄工廠的游牧式轟趴，許多神經兮兮、自我感覺良好、莫名其妙開心的傢伙自動出現在Party上奔放地喝酒、跳舞、表演特技，到底哪些人是主辦者、哪些人是受邀者、哪些人是不請自來的，根本分不清楚，也沒人在意。

就在此時，他們來了，從河的那一邊跨越大橋過來了，是的，鼓號樂隊當然要以遠方的鼓聲開始，宣示存在。當然要隨著隊伍的接近，越來越大聲，但是「飢餓三月」不只是這樣的鼓號樂隊，他們移動迅速，簡直是用跑的穿越時空而來，高分貝的巴爾幹風格進行曲，以一種刺激的高速逼近人群，大家趕快站成兩列，迎接樂隊入場。樂手們不分男女都身著龐克服飾，網襪、長靴、彩色的頭髮和蘇格蘭裙，一進工廠就四散到處亂竄，因為這是三月！當兔子都瘋狂繁殖、人類都瘋狂吃藥的季節，音樂是一定要大聲的！跳舞是不能隨便停的！

一曲「地下社會」電影主旋律奏畢，司儀（或是某個自動當起司儀的人）說：「讓我們歡迎，Hungarian Marching Band，匈牙利鼓號樂隊！」

「哦不不！我們是飢餓三月樂隊，我們很餓！」小鬍子的薩克斯風手說。他結實的大腿繃緊了魚網褲襪。

今日DUMBO的地面已整平磨光，如同許多地方一樣變成了中產階級的周日小確幸、然後成為炒樓者的天堂，年輕藝術家毫無選擇地遷出，距離那些廢墟party的日子還不到十年，但感覺就像上輩子。

我只聽說「飢餓三月」還在街巷之間遊走著，有些成員有了下一代，就把孩子一起帶到街頭上演奏。希望有一天再相見時，他們還是一樣飢餓，一樣無私地，在街上大聲唱歌跳舞。

公司的高層真的都是猶太律師，他們總是帶著淺淺的微笑，但絕不寒喧，因為他寧願你離他遠一點。每當接近傍晚時分，他們會把領帶鬆開三分，向為他拉門的黑人門房說聲謝謝，俐落地舉起兩隻指頭，讓計程車在跟前急停，灰塵還沒落下，他已關上後座的門，直奔東村或是布魯克林那些破爛的Live House，「有個團還挺有趣的，我想值得注意。」他們總是這樣說著，炫燿那定奪他人才華是否值得投資的權力。

在CBGB這種三十年資歷的老Live店裡，他們的西裝有如北極星閃亮，他們熱愛這種與社會底層打成一片的溫暖，就像皮膚光滑白皙的女明星去到非洲國家，在肌瘦的孩童群中閃耀著聖潔光芒一樣美麗。但是，如果注意看的話，就會發現他們絕對不會碰觸到那種地方的牆，那三十幾年來貼滿一代代龐克少年的唾液、汗水、掌紋和些許嘔吐物的牆壁。他們總是站在最安全的位置，觀眾席最後兩張桌子的正中央，離大門很近，在倒數第三首歌的時候他們就會消失，只留下一點出人頭地的希望，給台上繼續揮汗的孩子們。

在那種時候，還留在現場的，會是那猶太律師的行政助理，穿著黑底的搖滾樂團T恤，手臂長滿了深思熟慮的深藍色刺青，有時他會說涼涼的笑話，對現場表現好惡分明，雖然名片上印著助理頭銜，但其實所有新聞稿和唱片文案都是他寫的。

在那真正熱愛音樂的好人慢慢長出小腹贅肉以後，他便已經能接受這個世界的現狀，並且跟這個產業一起，慢慢地老去。

九一一之後也都過了兩年，還沒畢業大家就知道情況很糟了，2002年畢業的那一屆，甚至找工作一整年之後還是一無所獲，所以也就把皮蹦緊了，在還笑得出來的時候，邊玩邊走，靠著免費的觀光音樂節撐過一個夏天之後，突然變成四點半就瞬間日落、而且還冷得要死的沮喪行程，不喝酒是說不過去的。

於是老是在東村那些桌椅很舊但是酒很便宜的店裡，碰到那群剛從 M.I.T.畢業的亞裔男生，M.I.T.就是麻省理工，明明學校在波士頓，卻老是在紐約喝酒，他們說波士頓只是上學的地方，紐約才是居住和找工作的城市。人家說理工科男生比較純樸、不太會講話，他們說我跟他們一樣也是MIT，因為我是Made In Taiwan。然後整團人跟著吃吃笑，喝一口不太冰的啤酒。

他們不太會跳舞，喝酒也很節制，像所有四小龍國民一樣擁有被慣壞的胃，一點都餓不得，吃飽了還可以在吃。我跟那些人一起玩的時候，吃得比喝得多，在誰的家聚餐、在哪裡吃烤肉、帶著不多的現金在哪間餐廳大吃等等。每當有人要提前離席，這時總會有人大聲說出這個團體的定番笑話：「嘿！要不要先上去我家拿你上次忘記的POT？」

POT是鍋子，別人想到一群台灣人日本人韓國人聚餐，就會聯想到 Hot Pot火鍋，我們老是把鍋子借來借去，這個適合煮湯、那個適合燉肉，POT也是紐約人叫大麻的方式之一，在公共場合大喊POT的時候，雖然很難笑，但總是能引起他人注意、讓不賞光提前離席者臉上無光，這時問話的人就會再加上註解；「我是說鍋子啊，上次來我家煮火鍋忘了拿的鍋子啊！」

現在想起來，真是冷僻到令人同情的笑點，卻又純樸得令人懷念啊。

「讓皮膚顏色變淡的東西，像Michael Jackson那樣。」

「我是說，我可以理解想要曬黑，但是讓膚色變白，這是種族歧視的思想。」

「亞洲跟這裡不同，在這裡膚色是種族差異，雖然心裡都在想，但是說出口就犯法了。在亞洲的很多國家，膚色只是階級問題。我想是因為黃皮膚受到日曬顏色會變深的關係吧，所以以前的人若是得為了生活做工，就會曬黑。才會有皮膚越白越上流，越黑越貧賤的觀念，不是colors的問題，是skin tone。」

「你竟然會這樣想。」

「我沒有這樣想，我只是在說我的觀察。台灣的中產階級父母可以開口告訴女兒不可以嫁給黑人男友，因為他太黑了。這些話就算說出口來，警察也不會抓的。」

「我真不敢相信，像妳這樣受過完整教育的女生，會說出這種話。」

「我已經說過了，這不是我的想法，我只是試著解釋你的疑問。」

加泰隆尼亞繼續搖著頭，將報紙翻過一頁，忘記這件事。

我想起來幾年以前在美國的一件事。某個怕曬黑的台灣女孩，當時約我去梅西百貨，在那裡她找到了資生堂的專櫃，她問道：「請問你有賣優白化妝水嗎？聽過嗎？美白系列。」專櫃後的女店員不悅地說：「這裡沒有那種東西。」女店員有十足的理由感到不悅，豈能叫黑人女性販售名稱中有whitening並有「白就是美化」意味的產品呢，美國的黑人花了兩百多年爭取不分年齡、性別、種族和膚色的自由與平等，要是馬丁路德．金恩博士在全球化時代地下有知，知道亞洲的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、印度到處都看得見使用白人模特兒的美白廣告，應該會氣得馬上復活吧。

愛麗絲夢遊？沒有兔子甚至不必尋找烏鴉，經過了幾小節便放棄索梗、情節及所謂的故事。在吉光片羽間摸索前行且甚為輕快，有Indie Pop的味道，儘管意義是必須解脫的，但僅僅撿起又放著，是到了加勒比海灘遍地彩石和螺旋紋巧麗多變的貝殼，能譜出怎樣的樂章呢？ 

◎2/3(五)15:00─15:45《下一輪文學盛世─新世代小說家論壇》
主講人:伊格言、許榮哲、黃麗群、何曼莊 地點：黃沙龍

二○○九年的跨年夜，我從東京的週租公寓check out，喀啦喀啦地拖行兩件行李，穿越池袋西口公園的石板地。那一天沒有雨雪，是個乾冷的晴天，廣場上睡在紙箱裡的漂泊人，正倚在一張不太穩的躺椅上曬太陽，其他坐在自己紙箱裡的同伴們，神情愉快地聊著天。我和他們分享著同樣的陽光，安分地走過他們的身邊，走過公園；公寓鑰匙已經交還給房東、我即將歸返的家門卻還在遠方，所有家當都帶在身上的我，即使指甲縫隙洗得乾乾淨淨，在那個時刻，我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，並沒有什麼不同，只要命運將這個城市稍稍搖晃兩分，誰都有可能被困在那樣的身分裡更久。

我從很久以前，就對「事物的背面」感興趣、對在暗處才能安寧的生活方式感興趣、對都市化荒涼的盡頭感興趣。我既不是出於好奇，也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同情或評論，我會寫出那些故事，單純只是因為，你、我和那些被稱為「他們」的人們，並沒有那麼不同。

烏鴉的蛋是翠綠色的。

專家在書裡這樣寫道：「很多人都會猜想烏鴉蛋是黑的吧？」我心想，才不會，我又不是鴿子，哪有那麼好騙。

烏鴉的幼鳥長得醜醜的，跟所有的幼鳥一樣，出生後好多天眼睛都睜不開，完全依賴父母餵食，但又跟燕子黃鶯那些秀氣的幼鳥不同，烏鴉寶寶的眼窩特別突出，身上掛著稀疏的墨綠色短毛，聽到成鴉的呀呀叫就張大了嘴，吱吱吱地哀嚎，以一般人的眼光來看，有點像妖怪，實在是不可愛的孩子。即使不討喜，依然很難想像，眼前那麼脆弱的烏鴉幼鳥長大之後，會變成爪喙尖硬、翅膀強勁的肉食成鳥，在喬木和高樓的頂端，孤高又深沉地俯視著公園裡的一切。公園裡那些群居的鴿子，環繞在人類腳邊等待餵食，冷的時候就群聚在一起取暖，當其中一隻鴿子拍動翅膀，整群鴿子就會跟著起飛，整齊地繞著圈圈飛行，鴿子既不需要打鬥，也不會感到孤獨，不像烏鴉。

即使如此，就算鳥兒知道羨慕、知道生活方式可以選擇，烏鴉終究只能活得像一隻烏鴉，畢竟烏鴉永遠不可能成為鴿子，鴿子也永遠不可能變成烏鴉。

鳥的事情就講到這裡。

有時候我會把「烏鴉」當成一種抽象的存在，為了不要忘記追尋更高遠的風景和超脫凡俗的目標，我想要經常能夠仰望那一隻烏鴉，提醒自己除了眼前腳下吃得到的粟米，還有那漆黑不見盡頭的天空中包含的無限可能。以此定義，每個人命中都應該注定會遇見一隻獨一無二的烏鴉，他會站在異質世界的交界處，隨時準備啟發一隻懵懂的鴿子。

從二○○一年夏天開始，到現在為止，我這個「新手大人」的資歷剛好滿十年。每當我陷入回憶，過去十年就在耳邊呼嘯而過，帶我一路回到開學那一天的早上，國際之家／International House 宿舍五樓走廊，第一次見面的同學安娜向我問好：「我來自塞爾維亞，」她身上的菸草味很濃，黑髮蜷曲而潮濕，她補充一句：「但我是好人，真的。」她苦笑了一下。

我當時沒有任何特別的感覺。

我當然知道，在九○年代巴爾幹半島上大大小小的「種族清洗」屠殺事件中，塞爾維亞政府和南聯軍隊總是強硬的占領者，直到一九九九年聯合國介入，北約／NATO空軍足足轟炸南聯占領的科索沃七十八天之後，投降的塞爾維亞政府成為罪人與輸家，從此他們的平民必須隨時提心吊膽，因為曾被塞軍屠殺過的種族正準備進行報復攻擊，同時塞爾維亞人「殘暴種族」的形象也透過媒體，散布到全世界。在多元共存的紐約市，在智識開明的國際事務學校裡，一個平民研究生卻覺得必須向每一個遇見的人提出聲明：「我是個好人。」那時的我，即使看遍新聞照片，對於她肩上背負的過去，依然完全無法體會，人對於遠方的戰爭，果真是不痛不癢的。

安娜經常一個人坐在學校中庭，看著自己吐出的煙往上飄去，每次遠遠看到，就想起她說的話，每一次再回想，每一次再思考，就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再多理解她一點點。在之後的日子裡，我和她從未變得親近，事實上幾乎沒有人能跟她親近，即使如此，像我這樣在經濟起飛時代、升學主義盛行下安穩長大的小孩，和經歷過種族仇恨、戰火摧殘的安娜，同樣生活在後九一一時代的紐約，住在同樣的宿舍，打開同樣的書本研究國際關係，命運似乎藉此對我訴說：遠方的戰爭，確實跟我有關。戰爭也好、疾病也好，如果我不能從「人」的角度去了解所有的事情，那麼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，無論遠近，都只是為了交差而拼湊的扁平資訊、新聞上看過即忘的幾秒影片、或是社群網站更新的一行字和幾個不痛不癢的讚。

當我開始領悟這一點，過去十年在地球上各個角落遇見的各種人—包括那些壞蛋和騙子們，都開始對我說話，慷慨地提供我許多關於這個時代、這個世界的重要線索，當我終於理解一個塞爾維亞人對我說的一句話具有何等意義，我對自己的寫作生涯、對於我任性追尋而來的生活方式，也才終於有了那麼一點，確定的感覺。

二○一二年一月九日，於台北

他會站在異質世界的交界處，隨時準備啟發一隻懵懂的鴿子。

楊照、陳義芝、伊格言、張鐵志、譚光磊  一致推薦

「沒有一隻烏鴉真的是黑色的。」坐著的鳥打斷帕洛瑪。

「如果你爸稍微懂一點色彩學，

他就知道，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一隻烏鴉是黑色的。」

「有時候我會把『烏鴉』當成一種抽象的存在，為了不要忘記追尋更高遠的風景和超脫凡俗的目標，我想要經常能夠仰望那一隻烏鴉，提醒自己除了眼前腳下吃得到的粟米，還有那漆黑不見盡頭的天空中包含的無限可能。」——何曼莊

《給烏鴉的歌》是由十四個短篇串接而成的概念式長篇，關於戰爭、關於遷徙、關於生存、關於失去、關於文學，關於學校給我們的，和不能給我們的……

本書反映了作者過去十年的生活經驗，始於二○○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紐約市，終於十年後某個冬夜裡的東京汐留區。在這十年之間，許多事情都已從無到有再轉向衰亡，惟有文學這件事情，從一開始就存在，也永遠不會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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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曼莊小說《給烏鴉的歌》

2012.1.24 聯合文學發行